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数字法理的品格与追求（主题）

不同时代的法理，自然具有不同的时代特征。传统社会的法理体现着王权特权和宗教神谕精神，现代法理体现着自由平等和民主法治精神，数字法理则体现着计算分析和数字正义精神。有学者对此作出了一定的理论探索，认为数字法理是数字法治的理论基石，它应包括数字本原、数字正义、数字中国等多个数字法学的基本范畴。随着数字法学的繁荣发展，其基本范畴还会进一步得到廓清和体系化，并具有鲜活的、新生的理论品格。

数字法理具有继承性与包容性。数字法理是数字时代的理论诉求，但它并不是凭空而生的，而是基于现代法理的演化发展和变革升级而来。因此，有相当部分是对现代法学的继承和发展，包括重要的基本概念、范畴、关系和方法等。我们说，人类社会自古就有法律、正义、民主等概念，但其发展至今，不变的是词汇，变化的则是其内涵。同样，数字法理也会继承大量现代法学的概念和范畴，数字法律规则、数字法律关系、数字法律行为、数字正义价值、数字法律方法等均是如此。但其所指与能指都发生了深刻变革甚至颠覆，既体现了数字法理的继承性、包容性，也反映了数字法理的变革性、发展性。

数字法理具有横断性与融合性。人们逐渐认识到，数字法学具有明显的横断性，即突破既有学科框架结构，实现重新组合与深度融合的时代特性。这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：一是学科横断，它打破了传统法学的学科划分，也跨越了文理科之间的传统鸿沟，能够在大跨度、多学科的综合利用基础上，形成交叉性、融合性的学科体系和研究方法；二是知识横断，它打破了传统知识范围和理论逻辑，汇集、融合了计算机、数据科学、人工智能等科技知识，在传统的人类理性和经验、演绎逻辑、归纳逻辑、辩证逻辑之外，加持了计算逻辑，形成了新的数字法学思维、数字法学范畴、数字法学理论；三是行业横断性，它打破了法学理论界、司法实务界、自然科学界、社会实业界之间的边界，实现了跨行业的学术对话和理论研究，如科技部重大创新项目、攻关项目、委托项目，最高人民法院、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合作项目和头部企业横向项目等。这种横断性的必然结果就是融合性，并延伸到数字法理上，形成学术体系、理论逻辑和价值目标上多学科、多领域、多范畴、多命题、多方法的系统交融研究，从而形成“法理无界、学术无疆”的理论境地。

数字法理具有开放性与自主性。党的二十大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命题和发展目标。中国式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，更具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。同时，中国式现代化也意味着，中国可以创造出与西方道路不一样的实现现代化的新模式，并成为其他国家可以借鉴的多样化选择。在法学发展上，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法学一直在追赶西方，或者说在追赶代表着现代性的西方法学。在这个追赶的过程中，中国法学充分借鉴并吸收了西方法学中的诸多理念、原则和规范，包括意思自治、契约自由、归责原则等法学观念和法律原则，由此融入到世界的法律现代化浪潮之中。然而不可否认的是，我们在学习并追赶西方法学的同时，中国法学一定程度上失去了自主性，“中国法学向何处去”也变成为一个重要的理论疑问。事实上，在中国法学迈向现代性法学的道路上，无论是“追赶”西方法学，还是保留“中国特色”，都是一个学习西方先进法律文化法律制度、学习优秀中华法律文化的过程，而如今数字时代的到来，则开启了新的时代篇章。截至2021年，我国数字经济规模已超45万亿元，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提升至39.8%，位居全球第二位，而数字法治政府、数字司法建设等也突飞猛进，尽管我们还有一定的差距，但仍与美国、欧盟大致处于全球数字化改革发展的“第一阵营”。此时，中国才真正有了可以“换道并跑”乃至“超车”的机会和可能。这就需要我们的数字法理保持全球视野的开放性，横贯中西、吸纳百川、融汇全球；同时，我们也需要在全球的数字化转型面前，保持自己的特色优势和自主性，如互联网法院、人民法院三大“在线”规则、异步审理、司法区块链应用等，从而获得在全球数字法治发展中的有利竞争地位。只有这样，中国才能形成自己的数字法治话语权，参与全球数字法治原则与制度的规划创立，并为全球数字法治建设提供“中国模式”和“中国方案”。这将是一个填补未来空白的美好蓝图。

（作者：马长山 为华东政法大学数字法治研究院院长、教授）

来源：北京日报